熙宁四年，苏轼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的开篇就提出了“臣之所欲言者三，愿陛下结人心、厚风俗、存纪纲而已”，在存纪纲方面，苏轼指出了“台谏”官员及其作用的重要性，认为其谏言可以起到“以折奸臣之萌，而救内重之弊”的作用。然而“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可知矣。而相顾不发，中外失望。夫弹劾积威之后，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；消委之余，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。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？”意思是指，苏轼担心从此以后，（不好的）习惯成了风气，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，直到君主被孤立，国家纲纪被败坏、法纪全被废除，到那时，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都会滋生出来。

“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？”在封建社会如此，在现代法治社会亦是如此。“欲知平直，则必准绳；欲知方圆，则必规矩。”对于党员干部而言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党员干部一旦思想上放松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，言行上就会弊端丛生。法纪就是规矩，一旦人们无视规矩成为习惯，法纪的约束力就会逐渐失效，社会秩序就会混乱，会造成一系列不可以预计的不良后果。只有严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，才能避免法纪松弛带来的无穷后患。

对党员干部而言，防范此类风险，一是要保持党性、勿忘初心。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难的是持之以恒、永葆定力，所以更要不厌其烦强调初心的意义，不断加强作风建设，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违法违纪行为，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，矢志坚守纲纪秩序，让严字当头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，把纪律的螺丝拧得紧而又紧。二是要谨言慎行、有所不为。“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”，一开始可能只是“老好人”思想放松了警惕，但长此以往，不自觉就会出现言语失当、行为失范、思想失控、作风失节等问题。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，紧一点、严一点、繁杂一点，实际也是帮助党员干部克制膨胀私欲、断绝非分之想、少栽跟头，在前行的道路上不“闯红灯”，更好地干事创业。三是要自我监督、自我革命。“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；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，这也警示党员干部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乱搞“阳奉阴违”、不能拉帮结派编织“关系之网”、不能左右逢迎汲汲于“争名夺利”。只有做到时刻自我监督和自我革命，立好规矩、讲好规矩、守好规矩、敬畏规矩，做到坚持学史名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，才能不断筑牢信仰之基、补足精神之钙、把稳思想之舵，在先行表率中永葆党的先锋队性质，将党的事业不断推进，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